第一封信：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初七 陰
阿榮：
巷口的杏花開了。粉白的花瓣落在青石板上，被雨水打溼後黏成一片，像褪色的胭脂。若是往年，該有小姑娘蹲在樹下撿花瓣，回去泡花茶。現在沒人撿了——撿了也沒心情喝。
豆腐西施瘋了。
你記得她吧？那個總是梳着光溜溜的髻、鬢邊簪朵梔子花的女人。她家的豆腐最好，嫩得像凝脂，買回去用蔥花一拌，能吃出肉味來。昨天我去買豆腐，鋪子沒開門。鄰居說，前天夜裏稅警隊又來收“治安費”，西施拿不出錢，他們就把豆腐板掀了，白花花的豆腐流了一地，混着泥水，像一灘腦漿。
西施跪在地上撿，一塊一塊往木盤裏捧。手被碎瓷片劃破了，血滴在豆腐上，她也不管，只是撿，喃喃說：“還能賣，還能賣……”第二天早晨，人們看見她穿着那件月白的衫子——就是你誇過“像月光”的那件——在巷子裏遊蕩。衫子髒了，下擺沾着豆腐渣和血。她挨家挨戶敲門，見人就問：“要豆腐嗎？新鮮的。”手裏捧着的卻是碎瓦片。
今天她又來了。頭發散着，臉上塗着鍋底灰，嘴唇卻抹得猩紅——用的是寫春聯的朱砂。她看見我，眼睛亮了亮：“桃紅啊，你要豆腐嗎？今天的豆腐特別嫩，放了糖，甜的。”我說不要，她忽然哭了，眼淚把臉上的鍋灰沖成兩道溝：“爲什麼不要？是不是嫌髒？我洗過了，洗了三遍……”
娘把她拉進屋，給她洗臉，梳頭。她安靜地坐着，眼神空洞。梳到一半，她忽然說：“我女兒要是活着，也該這麼大了。”說完就笑了，笑得渾身發抖，然後又開始哭。
娘說，西施的女兒去年病死了，沒錢抓藥。丈夫被拉去修工事，再沒回來。好好的一個人，就這麼瘋了。
阿榮，你說這世道，是先瘋的人可憐，還是後瘋的人可憐？
我的信寫到這裏，窗台上落了一只麻雀。它歪着頭看我，看了很久，然後飛走了。我想起你以前說過，麻雀是最不怕人的鳥，因爲它們知道人再壞，也不會費力氣去抓這麼小的東西。
可現在，人連自己都顧不上了，誰還顧得上鳥呢？
這封信我不會寄。因爲不知道你在哪裏，也不知道寄到哪裏。但我還是會寫，每周一封，像你還在牛橋村，像明天還能在私塾門口遇見你，你抱着書，我拎着籃子，我們一起走過開滿杏花的巷子。
雖然私塾已經不在了。
周先生的私塾，上個月被征用了，改成傷兵站。我去看過一次，桌椅堆在牆角，上面落着灰。牆上還貼着《論語》的句子——“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”，但已經被血跡浸透了，字跡模糊，像在哭。
傷兵躺在草席上，有的缺胳膊，有的少腿，有的整張臉都裹着紗布，只露出眼睛。那些眼睛很空，像西施的眼睛，但又不一樣——西施的眼睛裏是碎了的東西，他們的眼睛裏是什麼都沒有，連碎的東西都沒有了。
空氣裏有血腥味，有藥味，還有腐爛的味道。一個年輕的兵在哭，哭得很小聲，像小貓叫。他的一條腿從膝蓋以下沒了，紗布滲着血。他哭着說：“我想回家，我想我娘……”
沒有人應。其他傷兵要麼睡着了，要麼睜着眼看屋頂，眼神空洞。
我放下帶來的草藥——是娘讓我送的，說能消炎。管事的軍醫看了一眼，點點頭，沒說話。他也很累，眼睛裏全是血絲。
走出私塾時，我回頭看了一眼。門楣上“周氏私塾”的匾還在，但歪了，斜掛着，像一個人歪着頭，在問爲什麼。
爲什麼？
阿榮，如果你在，你會怎麼回答？
算了，不問你了。你自己也要好好的。
記得添衣。春天最容易着涼。
小桃紅
第二封信：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五 晴
阿榮：
今天熱得出奇。菱塘裏的水都溫了，魚浮在水面喘氣。我在塘邊洗衣裳，棒槌砸下去，水花濺起來，居然是熱的。
老張頭死了。
不是被日本人打死的，是餓死的。發現的時候，他蜷在牆角，像睡着了。手裏還攥着旱煙袋，但煙鍋裏早就沒煙絲了。臉上那個“盜”字在陽光下格外清晰，墨色好像更深了，像剛刺上去的。
保長帶人收屍，用草席一卷，抬到亂葬崗埋了。沒有棺材，沒有紙錢，只有一抔黃土。我去看了，墳很小，連個標記都沒有。但我知道是他——因爲那棵歪脖子槐樹，他常蹲在樹下。
娘說，老張頭最後那幾天，把能吃的東西都給了巷子裏的幾個孤兒。他自己每天只喝涼水，說“不餓”。可是人怎麼能不餓呢？他只是把餓藏起來了，像藏一個秘密，藏到死。
埋他的時候，我在墳前放了一塊梨膏糖。是他常給我的那種，油紙包着，紙上畫着歪歪扭扭的平安符。糖已經化了，黏在紙上，但我還是放了。希望他在那邊，能嚐到甜味。
阿榮，你說人死了，真的會有“那邊”嗎？如果有，老張頭臉上的刺字會不會消失？他會不會變回那個十七歲的少年，在雪夜裏爲了救弟弟去偷糧，然後被刺字，然後流浪一生？
我想會的。因爲老天爺再不公平，也該給死人一點公平。
這幾天，稅警隊來得更勤了。說是要收“抗戰捐”，每家每戶按人頭算。娘把最後一點首飾都當了——就是當鋪燒了之後，我爹埋在地下的那幾件。當鋪現在重新開了，但掌櫃換了人，是個戴金絲眼鏡的胖子，說話帶着江北口音。他掂了掂首飾，說：“成色一般，兵荒馬亂的，只能給這個價。”給的價錢，還不夠交一半的捐。
娘求他，說家裏實在沒錢了。胖子推了推眼鏡，笑了：“沒錢？沒錢好辦啊。你家姑娘多大了？城裏劉團長正在找姨太太，要是願意……”
娘沒等他說完，拉着我就走了。首飾也沒要回來。
回家的路上，娘的手一直在抖。我說：“娘，我不嫁。”娘說：“不嫁，死也不嫁。”
可是阿榮，我們能撐多久呢？
米價又漲了。昨天還是三塊錢一鬥，今天就五塊了。賣米的趙胖子說，運河被日本人封了，南邊的米運不過來。可是村裏人都說，是他囤積居奇，等着賣更高的價錢。
娘用最後一點錢買了半袋糙米，摻着野菜煮粥。粥很稀，能照見人影。但娘說：“稀就稀點，總比沒有強。”
我喝粥的時候，想起你娘。要是她在，一定會說：“桃紅啊，多吃點，正長身體呢。”然後往我碗裏夾菜。
可是她不在了。
我有時候會夢到她。夢裏的她還是穿着那件墨藍色的衫子，在灶間做飯，炊煙嫋嫋，滿屋香氣。她回頭對我笑，說：“桃紅來啦？正好，飯快好了。”我想走過去，但腿像灌了鉛，怎麼也走不到。然後我就醒了，枕頭上溼了一片。
阿榮，你是不是也常夢到你娘？
要是夢能寄信就好了。我把信寫在夢裏，你就能在夢裏收到。雖然收不到回信，但至少你知道我在想你，你也讓我知道你在哪裏，過得好不好。
可是夢醒了，信就沒了。像朝露，太陽一出來，就蒸發了。
所以我還是寫在紙上吧。紙雖然會舊，會黃，會脆，但至少它存在過，像我們活過一樣。
窗外的蟬在叫，一聲比一聲急。娘說，蟬只能活一個夏天，所以它們叫得特別響，特別急，要把一輩子的聲音都叫完。
我們呢？我們能活多久？
不知道。
但至少今天還活着。活着，就能寫信，能想你，能等。
等一個也許永遠不會來的明天。
但還是要等。
因爲不等，就連希望都沒有了。
小桃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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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子榮不知道這些信的存在。
他在六十裏外的縣城碼頭，扛着麻袋，一步一步踩着顫巍巍的跳板，把貨物從船上運到岸上。麻袋很沉，裏面是稻谷，或者是鹽，或者是不知道什麼東西。他不管，只管扛。扛一袋，領一根竹籤。十根竹籤換一頓飯，二十根換一角錢。
肩膀早就磨破了。第一天，皮肉磨爛，血浸透了粗布衫。工頭扔給他一小瓶燒酒：“澆上去，殺菌。”他澆了，疼得齜牙咧嘴，但沒吭聲。第二天，傷口結痂，再扛，痂磨掉了，血又流出來。再澆燒酒，再結痂，再磨掉。如此循環，一個月後，肩膀上長出一層厚厚的老繭，粗糙，堅硬，像樹皮。
他學會了用燒酒止痛。不是喝，是澆。燒酒澆在傷口上，“嘶嘶”地響，冒白沫，像毒蛇吐信。疼，鑽心的疼，但疼過之後是麻木，麻木了就能繼續扛。有時候疼得太厲害，他會咬住麻袋角，牙齒陷進粗糙的麻布裏，嚐到鹹澀的味道——可能是汗，也可能是血。
一起扛活的工友，有個叫大牛的青年，二十歲，壯得像頭牛。他教李子榮怎麼省力：“腰要挺直，腿要繃緊，步子要穩。別看腳下，看前方。腳下是虛的，前方是實的。”李子榮照做，果然省力些。
大牛愛說話，一邊扛一邊說。說他家在山東，日本人來了，全村被殺光了，他跳進黃河才逃出來。說他想報仇，但不知道找誰報——“日本人？國軍？還是這該死的世道？”
有一天，大牛沒來。工頭說，他昨晚去黑市買米，被巡邏隊當“奸商”抓了，當街槍斃。
李子榮沒說話，繼續扛麻袋。扛到第十袋時，眼前忽然黑了，腳下一軟，連人帶麻袋從跳板上摔下去。麻袋砸進水裏，濺起巨大的水花。他落在碼頭邊的泥灘上，沒摔死，但左胳膊脫臼了。
工頭罵罵咧咧地過來，抓住他的胳膊，一拉一推，“咔嚓”一聲，接回去了。疼得他眼前發黑，但沒暈過去。
“還能幹嗎？”工頭問。
他點頭。
“那就繼續。今天摔的那袋，扣你五根籤。”
他繼續扛。左胳膊使不上力，就用右肩。右肩的老繭又磨破了，血滲出來，染紅了麻袋。他不管，只是扛，一袋，又一袋。
晚上，他躺在工棚的通鋪上，數竹籤。今天掙了十五根，夠一頓飯和半角錢。他把竹籤揣進懷裏，貼着胸口放。那裏還有別的東西——一塊梨膏糖，用油紙包着，已經化了，黏糊糊的。是小桃紅給的，他舍不得吃。
工棚裏很吵，有人打呼嚕，有人說夢話，有人咳嗽，咳得像要把肺咳出來。空氣裏有汗味，腳臭味，還有黴味。李子榮睜着眼睛，看屋頂。屋頂漏了，能看到一小塊天空。今天有月亮，半輪，冷冷地照進來。
他想寫信。
寫給誰？小桃紅？可是不知道地址。寫給父親？也不知道父親在哪裏——渡口被炸後，父親說要去外地找活路，一走就是半年，杳無音訊。寫給周先生？私塾改成傷兵站了，先生也不知道去哪兒了。
他無處可寄。
但還是要寫。哪怕寫在腦子裏，寫在心裏。
於是他開始“寫”——在心裏，一個字一個字地“寫”：
小桃紅：
我在碼頭扛活。今天摔了一跤，胳膊脫臼了，但接回去了。工友大牛死了，被當街槍斃。我數了數，來這兒已經一百零三天了。肩膀上的繭有銅錢厚，燒酒澆上去都不疼了。
有時候我會想起菱塘，想起白鷺，想起私塾裏的戒尺聲。想起你辮梢的銀鈴鐺，走路時叮叮當當的響。現在聽不到了，這裏只有汽笛聲、吆喝聲、麻袋落地的悶響聲。
我學會了抽煙。不是煙卷，是工頭給的煙絲，用廢報紙卷着抽。抽第一口時嗆得直咳嗽，但現在習慣了。煙能止痛，也能讓人暫時忘記餓。
我每天數竹籤，數日子。數到一百根竹籤，就能換一塊錢。數到三百六十五天，就是一年。然後呢？然後繼續數。
我不知道爲什麼要數，但總要數點什麼。不數，日子就混在一起了，像一鍋爛粥，分不清昨天今天明天。
你在哪裏？過得好嗎？還寫詩嗎？記得你最愛背李白的詩，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。現在的月亮還是那個月亮，但照的不是床前，是工棚的破屋頂。
等我攢夠了錢，就回去找你。雖然不知道你在哪裏，但總會找到的。牛橋村就那麼點大，你在村頭喊一聲，村尾都能聽見。
你要好好的。別餓着，別冷着，別怕。
等我。
阿榮
寫完，他在心裏把信“折”好，“塞”進“信封”，然後“寄”出去。寄到哪裏？不知道。但寄出去了，心裏就踏實些。
然後他閉上眼睛，睡着了。
夢裏，他收到一封信。是小桃紅寫的，字跡娟秀，墨跡新鮮。信上說：阿榮，我很好，你別擔心。我在等你。
他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淚流下來。
醒來時，枕頭溼了一片。不是淚，是屋頂漏下的雨水。
天亮了，又要去扛麻袋了。
第三封信：民國三十年臘月初三 雪
阿榮：
下雪了。今年的第一場雪，來得特別早。雪花很大，一片一片，慢悠悠地飄，像舍不得落地似的。
娘病了。咳嗽，發燒，整夜整夜地咳，咳得背都弓起來。我請了郎中，郎中說“積勞成疾，需要靜養”，開了藥方。我去抓藥，藥鋪的夥計看了看方子，說：“三塊錢。”我掏遍全身，只有一塊二。求他，他不理，只是搖頭。
後來我用頭上的銀簪子抵了藥。簪子是外婆留給娘的，娘又給了我。夥計掂了掂，說：“成色還行，抵這一次吧。”
我煎了藥，喂娘喝。娘喝一口，咳一陣，藥汁灑出來一半。我說：“娘，慢點。”娘搖搖頭，啞着嗓子說：“桃紅，要是娘不行了，你就去縣裏找你爹……”
爹在縣裏的當鋪分號。當鋪重新開了，但爹只是夥計，不是掌櫃了。新掌櫃是上面派來的，據說有背景。爹每月寄錢回來，但錢越來越少，信也越來越短。上封信只有三個字：“安好，勿念。”
安好？怎麼會安好？這世道，沒有人能安好。
雪還在下。我去井邊打水，井台上結了冰，很滑。我小心地走，還是摔了一跤，水桶打翻了，水潑了一身。棉襖溼了，冷得像鐵。我坐在地上，忽然不想起來。
就那麼坐着，看着雪一片片落在溼透的棉襖上，很快融化成水，滲進去，更冷。我想起你，想起你娘，想起周先生，想起老張頭，想起豆腐西施，想起所有不在了的人，和所有還在掙扎的人。
然後我站起來了。因爲不起來，就會凍死。而我還不能死，娘還需要我照顧。
阿榮，有時候我會想，人爲什麼要活得這麼難？像螞蟻，整天忙忙碌碌，卻不知道爲了什麼。一場雨就能毀掉蟻穴，一把火就能燒光所有。可螞蟻還是會重建，會繼續忙忙碌碌。
爲什麼？
也許因爲活着本身，就是意義。哪怕活得卑微，活得艱難，但活着，就有希望看到明天，看到雪停，看到花開，看到想見的人。
雖然那個人可能永遠也見不到了。
但我還是要等。等你，等太平，等一個能安心寫信、安心寄信的日子。
到那時，我要把這些信都寄給你。雖然你可能看不懂——因爲時間太久了，墨跡會褪，紙會脆，字會模糊。但沒關系，你看不懂，我可以念給你聽。一句一句，一封一封，把這幾年欠你的話，都說給你聽。
如果……如果你不在了呢？
不會的。你一定在。在某個地方，像我一樣，數着日子，等着重逢。
就像這雪，雖然冷，雖然會化，但每年都會來。來了，就是承諾：冬天會過去，春天會來。
春天來了，你也就該回來了。
我等你。
等雪停。
等花開。
等你。
小桃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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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子榮數到第五百根竹籤時，冬天來了。
碼頭的風格外冷，像刀子，刮在臉上生疼。江水渾黃，漂着冰凌。船少了，活也少了。有時候等一整天，也等不到幾袋貨。工頭說，日本人封了長江，商船不敢走。
工棚裏更冷了。破窗戶漏風，夜裏凍得睡不着。有人生了凍瘡，腳腫得像饅頭，流膿，發臭。工頭不管，只說：“不能幹就滾。”
李子榮的凍瘡在手上。手指關節處裂開血口子，一用力就疼。但他還是得扛，因爲不扛就沒飯吃。
臘月二十三，祭灶那天，碼頭來了艘特殊的船。不是貨船，是客船，但破破爛爛的，像隨時會散架。船上下來一群人，衣衫襤褸，面黃肌瘦，眼神空洞——是難民。
李子榮在人群中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。
是陳夥計——當年王掌櫃當鋪裏的那個戴圓眼鏡的夥計。眼鏡沒了，眼睛眯着，看人時要湊很近。他瘦得脫了形，顴骨凸出，像兩座小山。但李子榮還是認出來了。
“陳……陳叔？”
陳夥計愣了愣，眯着眼看了他很久，才遲疑地說：“你是……李家的阿榮？”
“是我。”
陳夥計的眼淚忽然流下來。他抓住李子榮的手，手冰涼，像冰塊：“阿榮……你還活着……太好了……”
李子榮把他帶到工棚，給他倒了碗熱水。陳夥計捧着碗，手抖得厲害，水灑出來一半。他小口小口地喝，喝得很珍惜，像在喝瓊漿玉液。
“王掌櫃呢？”李子榮問。
陳夥計的手頓了頓。他低下頭，看着碗裏的水，水面映出他憔悴的臉。
“死了。”他說，聲音很輕，“去年秋天，在縣裏……被當成‘奸商’槍斃了。”
李子榮的心髒猛地一縮。
“那……小桃紅呢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陳夥計搖頭，“當鋪被封後，我們就散了。王掌櫃讓我帶着小姐和夫人先走，他自己留下處理東西。後來……後來就再沒消息。我們走到半路，遇到土匪，夫人受了傷，沒撐過去。小姐……小姐和我走散了。”
“走散了？”
“嗯。”陳夥計的聲音哽咽了，“過一條河，橋斷了，只能蹚水。水很急，我被沖走了。等爬上岸，小姐不見了。我找了三天，沒找到……”
他說不下去了，只是哭，哭得像個孩子。這個曾經精明的、戴圓眼鏡的夥計，現在像個無助的老人，蜷縮在工棚的角落裏，渾身發抖。
李子榮站在那裏，手腳冰涼。小桃紅……走散了？在戰亂年代，“走散”意味着什麼，誰都清楚。
但他不信。不信那個辮梢掛着銀鈴鐺、會背李白的詩、會在杏花開時撿花瓣泡茶的女孩，就這麼沒了。
“她會活着的。”他說，不知道是在安慰陳夥計，還是安慰自己，“她那麼聰明，一定會活着的。”
陳夥計抬起頭，淚眼模糊地看着他：“阿榮……如果……如果你見到小姐，告訴她……告訴她我對不起她，沒照顧好她……”
“你會見到她的。”李子榮說，“我們都會見到她的。”
那天晚上，李子榮把攢下的半塊餅給了陳夥計。陳夥計狼吞虎咽地吃了，然後蜷在角落裏睡着了，睡得很不安穩，時不時抽搐一下，像在做噩夢。
李子榮沒睡。他走出工棚，站在碼頭上。江風凜冽，吹得他睜不開眼。江面漆黑，只有幾點漁火，在遠處明明滅滅，像將熄未熄的希望。
他從懷裏掏出那塊梨膏糖。糖早就化了，黏在油紙上，紙上的蓮花圖案已經模糊不清。他剝開紙，把糖放進嘴裏。
糖很甜，甜得發苦。甜味在舌尖化開，混着江風的鹹腥味，變成一種復雜的滋味，像這些年所有的苦和盼，所有的失去和等待。
他想起小桃紅說：“以後……要是想我了，就吃一塊。”
他現在想了。很想很想。可是糖只有一塊，吃了，就沒了。
但他還是吃了。因爲不吃，糖也會化掉，像時間，像記憶，像所有抓不住的東西。
吃完糖，他把油紙小心地展平，折好，放回懷裏。紙上還有一點黏糊糊的糖漬，但他不舍得扔。
然後他抬頭看天。天上沒有月亮，沒有星星，只有厚厚的雲層，低低地壓着，像要塌下來。
雪開始下了。細碎的雪沫，落在江面上，瞬間消失不見。落在碼頭上，積起薄薄一層白。落在他頭上、肩上，冰涼。
他站了很久，直到渾身凍僵，才回到工棚。
陳夥計還在睡，眉頭緊鎖，像在爲什麼事掙扎。李子榮給他蓋了件破棉襖，然後躺下，閉上眼睛。
夢裏，他又看見那封信。小桃紅寫的，字跡娟秀，墨跡新鮮。信上說：阿榮，我很好，你別擔心。我在等你。
他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淚流下來。
醒來時，枕頭上溼了一片。不是淚，是雪水——屋頂漏得更厲害了。
天還沒亮，但該去等活了。
他站起來，活動了一下凍僵的手腳。肩膀上的老繭又厚了一層，像鎧甲。手上的凍瘡裂開了，滲出血，但他感覺不到疼。
疼慣了，就不覺得疼了。
就像等慣了，就不覺得等了。
只是等。
等船來，等活幹，等飯吃，等天晴，等雪停，等戰爭結束，等一個也許永遠不會回來的人。
但還是要等。
因爲不等，就連活着的理由都沒有了。
他走出工棚，走進漫天風雪裏。
雪落在臉上，化了，像淚。
但他沒哭。
哭也沒有用。
他只有等。
等一個奇跡。
或者，等一個結局。
